德国，一个没有合上的国家

【文/专栏作者 潘攻愚】。统一周年纪念通常有固定的画面。工资差距可以逐年缩小，财富差距却会通过住房、企业股权和家庭赠与继续滚动。不到一年，国家、货币、法律、产权、行政系统和政治语言都换了。东德最后一任负责人，汉斯·莫得罗，2023年逝世，享年95岁。从历史程序看，德国统一是一场速度惊人的政治合并。他记录自己与苏联、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接触，谈到从“两个德国”到“一个德国”的方案如何迅速失去空间。读汉斯·莫德罗的《我眼中的改革》，很容易注意到他并不把民主德国的终结只写成外部阴谋。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来自制度内部。这种经验积累久了，就变成统一德国政治生活中的暗流。它们把莫德罗的回忆放进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中理解，而不只是当作一部个人回忆录。他们更常表达的是一种被接管、被评判、被替换、被出售之后才被邀请融入的经验。很多人并非怀念柏林墙，也不是简单留恋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制度已经走不下去，可统一之后，解释权主要掌握在西部手里。他亲历了苏联解体与民主德国终结，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未来走向提出大胆设想。说东西德裂痕还在，并不是否定统一。许多企业确实技术落后、债务沉重、市场消失，无法在一夜之间与西部企业竞争。继承本来就是历史的账本，它把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资产积累写进下一代人的起点。1991年，东部全职雇员平均税前月收入为924欧元，西部为1987欧元。前几天，笔者通读了前民主德国末代负责人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的亲历手记《我眼中的改革》。历史事实层面上，统一的法理路径不是东西两个国家共同建立一个全新共和国，而是原民主德国的五个州加入联邦德国。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局势急转直下，群众上街，柏林墙打开，德国统一从长期目标变成迫近现实。但在东部记忆里，托管局不只是经济转型机构，也是西部资本、法律和管理阶层进入东部的通道。但它同时造成一个持久后果：西德制度成为标准答案，东德经验大多被当成需要清理的对象。相反，正因为统一完成得如此彻底，裂痕才常常被遮蔽。莫德罗书中提供的参照，恰好是这两个方向之间的一条缝。第一层是莫德罗本人的判断。今天讨论统一后的裂痕，如果只说西德如何“掏空”东德，就会把东部社会曾经存在的制度病灶抹掉。严格说，它们不是中性的学术概念，而是带有强烈情绪的政治语言。裂痕的根源，正是在这两种事实交叠的地方。相反，正因为发展已经发生，人们才更敏感于剩下的差距。在引用这本书时，需要把几层声音分开。托管局是这种记忆的核心符号。统一之后，它成为改造东部经济的巨型机构，接管数千家企业和数百万就业岗位。莫德罗在书中反复叙述这一速度带来的被动。10月3日，民主德国以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结束。中文版前言和保加利亚文版前言则更多从事后评价出发，强调这本书要回答两个问题：现实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就业也一样。但在更宽的社会尺度上，东部人的感受并没有完全被这些变化安抚。国旗、演讲、青年合唱、布兰登堡门，或者某个曾经属于边境地带的小城广场，它们都在提醒人们，1990年10月3日以后，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国家，这一天，是“德国统一日”(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许多东部城市修好了街道，重建了老城，大学和科研机构也重新进入德国乃至欧洲网络。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这个比例还要低。他把改革看成一种迟到而必要的自救，也把失败归因于党和国家长期没有建立可以纠错的民主机制。东部社会已经不愿再等，西德马克的吸引力极强，苏联也无力维持旧格局。柏林墙倒塌后，柏林东西德边境的查理检查站。它原本在民主德国末期设立，目的是管理和改造全民所有制资产。谁是失败者，谁需要学习，谁的简历不再作数，谁的企业没有未来，这些判断往往由来自西部的机构和人员作出。研究东德人在精英职位中代表性的“精英监测”显示，2024年德国顶层职位中出生于东部的人约为12.1%，低于其人口占比。这一点很重要。人们未必每天谈GDP，但会在找工作、跳槽、买房、给孩子选择城市时感到差距。所以，东部社会的失落并不完全是“没有发展”。差距不只是收入，还包括家庭资产。第三层是历史事实叙述，比如1989年街头抗议、柏林墙开放、1990年人民议院选举、货币联盟和最终统一。一个人可以在街道上看到统一的成果，却在会议室、董事会、媒体编辑部和学术评审名单中看到另一条边界。很多东部城市比1990年代漂亮得多，也更方便、更开放。这个选择有现实理由。莱比锡、德累斯顿、耶拿、波茨坦并不贫弱，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成为新产业和文化生活的亮点。很多东部人记住的是单位解体、干部更换、资质贬值、住房和工厂产权重新划分，记住的是自己一夜之间从国家主人叙事中的劳动者变成市场经济中的落后者。2024年公开统计中，德国整体失业率超过6%，西部为5.6%，东部为7.5%。7月，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生效。同一组数据还显示，德国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欧元，最低的几个州仍集中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2025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继承和赠与税资料显示，税务统计中的应税继承与赠与财产总额有95%发生在西部各州。缺少有效的民主机制，僵化的党的领导，经济改革迟缓，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钝，都使旧制度失去修复能力。统一不是两套制度的平等谈判。墙已经不在，边界却没有完全消失。但东部很少拥有德国大型企业总部，资本所有权和高端职位更多集中在西部。差距换了形态，却没有消失。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掏空”和“剥削”这类词会在东部长期流传。后来，差距变得更隐蔽。但情绪并非凭空产生。（如下图）这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种断崖式冲击，却足以维持日常生活中的比较感。到2024年，东部升至3973欧元，西部为4810欧元，差距明显缩小，但西部仍高出约21%。来到三十六周年这个纪念节点时，另一幅图景也越来越清楚。德国联邦统计局在“统一35年”专题中列出一组有代表性的数据。到1994年底，原托管企业中仍保留的就业岗位大约剩一百五十万。作为民主德国末任负责人，他的叙述里有一种失败者的近距离感，也有一套清楚的自我辩解。全书基于所见所闻所感，首次全面披露多国高层决策与交锋内幕。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最后一次人民议院选举。第二层是序言和译者式评价，它们站在更远处，把本书看作理解苏联、东欧剧变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讨论的材料，语气比作者本人更概括，也更强调历史教训。如果只说东德本来落后、统一只是救济，又会抹掉统一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权力不平等。比朔费罗德钾盐矿工人的绝食抗议之所以成为象征，就因为它把宏观转型压缩成一个普通工人能理解的场景：工厂关了，解释很多，留下的人没有选择。它不再以铁丝网、岗楼和通行证的形式存在，而是在工资表、继承财产、企业总部、大学校长名单、足球联赛版图和选票分布中延续下来。这些事实本身并不等于作者的立场，却构成他立场的时间线。本文借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既不把东部感受当作天然真理，也不把统一后的胜利叙事当作全部历史。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资料显示，1990年约有8500家企业、四百多万就业岗位被纳入托管体系。统一初期最刺眼的是失业和去工业化。他承认民主德国和苏联式体制的内在危机，也反复写到改革被外部力量、外交安排和西德制度优势迅速裹挟。